4月19日，在中日關系頗有些敏感的時期，上海海事法院扣留了被告方“商船三井”的一艘貨輪，以迫使對方執行法院判決進行賠款。4天后，這家日本公司宣布履行上海海事法院的判決，支付40億日元的賠償金。

　　從應邀參加中威船案索賠律師團，到如今得到被告賠款的信息，律師葉鳴等了足足26年。這期間，他從權威專家云集的律師團中的一名普通成員，成長為該案的主要出庭律師。

　　這場曠日持久的民事索賠案，從1937年事發至今，已經持續了整整77年。其間，當事人本人及第二代、第三代子孫相繼去世，如今還在堅持打官司的，是當事人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子孫;從1988年上海海事法院正式受理這起案件至今，26年間，專為這起案子組成的中方律師團、顧問團共56名成員中，三分之二的人也相繼離世。

　　日前，在中威船案索賠律師團的安排下，葉鳴博士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獨家專訪，講述這一長達77年的維權故事，并由此解答，為何這起復雜的民事訴訟案，在中國內地進入訴訟程序后，需要“走”過整整26個年頭。

　　我的船去哪兒了

　　1937年年中，上海中威輪船公司老板陳順通發現，自己獨資所有的兩條遠洋貨輪不見了。這兩條船，一條是載重6725噸的“順豐”號，另一條是載重5025噸的“新太平”號。彼時，擁有4條遠洋貨輪的他，在中國航運界位居第二，堪稱“上海船王”。

　　丟了的兩條貨輪，從1936年9月和10月起就分別租賃給了日本大同株式會社(以下簡稱“大同公司”)，為期一年。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陳順通便與大同公司失去了聯系。后雖合同期滿，陳名下的兩條船卻再也沒了音訊。他名下的另外兩條船，也在抗戰爆發后被國民政府征用，先后自沉于寧波灣和江陰港，用以阻擊日軍的進犯速度。

　　此后，陳順通不斷通過各種途徑查詢兩條船的下落。3年后的1940年9月4日，日本大同公司正式函告中威稱，兩條船已于1937年8月22日被日本海軍“捕獲”，日本政府“依法”取得兩船所有權，并由日本遞信省(即交通部——記者注)通過訂立租船合同將兩船再交予大同公司營運。

　　函件的主要意思是，船被日本政府拿去了，大同公司現在正在向日本的交通部繳納船租，因此建議陳順通找日本政府交涉。但大同公司在函件中并沒有告訴陳順通，早在1938年10月21日，在大同公司營運下，兩條船中的一條“新太平”號已在日本北海道的伊豆大島觸礁沉沒。

　　上述這條“建議”一下子把陳家帶進一條死胡同。兩國交戰，被侵略國的一個個體私人老板，哪里敢找侵略國政府“要說法”?

　　但陳家從未放棄過“找船”。陳順通于1946年，日本投降后，也就是丟船7年后，就通過國民黨政府赴日代表團，向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遞交了戰時被劫財務償還申請書。1個月后，盟軍司令部回信告知，“順豐”、“新太平”兩輪已經“滅失”，建議“中威須于實物償還之外，另求補救之道”。

　　到1961年，也就是船丟后25年，陳順通的兒子陳洽群才在形勢稍好的情況下，第一次前往日本找日本政府交涉。在1962年至1967年日本政府和東京簡易裁判所進行的有關中威公司“順豐”、“新太平”兩船的調查和民事調停中，日本政府稱“順豐”、“新太平”二輪是否被日本海軍扣留或“捕獲”過“證據不清，情況不明”。

　　針對上述回復，陳洽群于1970年4月委托日本律師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這場在日本的官司，打了4年。1974年，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以“時效消滅”為由判決原告敗訴。

　　其間的一個波折是，日方律師要求查明陳洽群的“訴訟主體”身份問題。日方認為，這場官司是由陳順通的上海中威輪船公司和日本大同公司兩家企業的租船合同而起，而上海中威公司已經不存在了，陳洽群當時的身份是香港中威公司的獨資所有人，定居香港，無法證明其與陳順通以及上海中威公司之間的關系。

　　這個身份證明的開具，又浪費了陳家兩年多的時間。那時的中國內地，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形勢復雜。但在周恩來總理和廖承志的關注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1972年專門為陳洽群出具了其與陳順通等親屬關系的證書，使得日本法院借主體關系否定陳洽群作為訴訟主體地位的刁難未能實現。

　　轉戰內地，知名律師、專家組成律師團

　　赴日訴訟，幾乎花光了陳家所有的積蓄。7年間，陳洽群先后去東京37次，日方開庭40多次，花費高達60萬美元。敗訴后，他大病了一場。

　　1986年，位于香港的“中國法律服務公司”接手這一案件。經任繼圣(時任全國律師協會會長)、曾俊偉(時任香港中國法律服務公司常務副總經理)、高宗澤等幾位知名律師的研究，這起案件的訴訟主戰場被選在了中國內地。

　　曾俊偉最先與陳洽群接觸。說起決定接手此案的初衷，如今已經70多歲的他一字一頓地吐出6個字——主持公理正義。“感覺日本方面太欺負人了，我們一定要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利益。”看著桌上厚厚一沓發黃的案卷、證據，曾俊偉覺得，這案子僅靠一兩名律師根本辦不了，其中牽涉國際法、海商法、民法等多部法律中的各種晦澀、專業條款，很多法理、條文，水平一般的律師還理解不了。

　　他找到自己的上司、時任香港中國法律服務公司的總經理任繼圣，兩人商量決定，用自己的“朋友關系網”組織一個專家團隊，一起研究這個案子。他倆為此專門從香港飛到北京，分頭去找自己的熟人、朋友，包括海牙國際大法庭大法官王鐵崖等諸多法律界“上層人士”加入了團隊。

　　專家最后聚集在上海的一家飯店。在那里，專家團隊給出了一個“轉戰上海海事法庭”的決定。曾俊偉回憶，正是那次專家會，奠定了今天勝訴的大局。

　　那次會議確定了3個要點。第一，根據當時最新的《民法通則》解釋，推翻了此前日方作出的“已過訴訟時效”的說法;第二，確定了原上海中威公司有權在公司所在地上海受到法律管轄的事實;第三，在日方大同公司法人主體名稱幾次變化的情況下，確認其公司債務也同時變更至新的公司名下。

　　出乎曾俊偉預料的是，日本方面在“債權繼承”問題上從沒“賴皮”。盡管大同公司幾經變更，但當中方法院傳票送到日本海運株式會社(原大同公司的債權債務繼承者)公司后，對方接受并派代表前來上海應訴。

　　“這一點，我覺得日本人還是講法治、講道理的。”曾俊偉說。

　　律師們沒有收陳家的錢，為“中威船案”組織了一個律師團，包含北京、上海兩地的知名律師、法學界名人、學術界專家等共56人，陳家現任的出庭律師葉鳴就在其中。葉鳴告訴記者，這兩個團隊中的律師和顧問，迄今已有約三分之二的人去世，當事人陳洽群和陳春也先后在案件進行過程中病故。“這案子拖得實在是太長了!”葉鳴一邊搖頭一邊感嘆。

　　一審過程風波不斷

　　1988年12月20日，經過近3年的準備，陳洽群以香港中威輪船公司的名義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3年后的1991年8月15日，上海海事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中威船案。

　　庭審一開始，被告日本海運株式會社就給原告來了個“下馬威”。被告抓住上海中威輪船公司與香港中威公司之間的關系不放，對香港中威公司的訴訟主體地位提出質疑。

　　葉鳴回憶，當時被告一上來就抓住了這個“把柄”，令原告方有些措手不及，“其實陳順通當時是個體船舶所有人，如果他的繼承人以個人名義要求索賠，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

　　“增加自然人為訴訟主體”這件事兒，辦了近10年。1995年1月、5月分別又開了兩次庭，主要的問題還是圍繞在“訴訟主體”上。

　　在第一次開庭以后，律師團隊里的另一名出庭律師潘公波就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上海船政局所有有關陳順通以中威輪船公司名義登記注冊的有關產權和船舶登記證書。

　　1992年陳洽群去世，他以遺囑形式將索賠權留給了陳震、陳春兩個兒子。3年后的1995年，原告方在第二、第三次開庭時要求增加陳震、陳春兩個自然人為訴訟主體，這一請求，法院經研究后，于2003年正式批準，歷時8年。葉鳴1995年年初在美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歸國，并正式接受此案。

　　1996年5月，距離第一次開庭5年后，上海海事法院重組了一個由5人組成的“超大合議庭”(合議庭一般為3人——記者注)，連續開庭9天，葉鳴擔任原告方法庭審理租船合同實體部分的主辯律師。他說，這9天，是“最漂亮的9天”。這9天，進行了船案的事實調查、雙方質證和法庭辯論，并聽取了雙方的最后陳述，很多問題都辯明白了，證據也都“連成線串起來了”。

　　葉鳴說，根據庭審結束后法庭方面的介紹，預計當年9月會作出一審判決，可誰知，關鍵時候又出了個“案中案”。

　　26年，等來最后的賠款

　　眼看一審就要判決了，陳順通的二兒子陳某突然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陳洽群所持陳順通的遺囑無效。這一案件自1996年開審，1997年終審判決陳洽群勝訴。

　　葉鳴說，這一鬧騰，雖然只耗費了一年多時間，卻嚴重影響了中威船案在上海海事法院的訴訟進程。再加上法院人事變動，被告方被“商船三井”公司并購等原因，中威船案的一審判決又被擱置下來。

　　直到6年后的2003年11月25日，上海海事法院才再次開庭審理中威船案。這是上海海事法院最后一次開庭審理船案。這次開庭前的年初，合議庭正式確定陳震、陳春兩個自然人加入到訴訟主體中，并確定將被告主體變更為現在的“商船三井”公司。

　　自此，圍繞“訴訟主體資格”的爭議算是有了結果。從1991年第一次開庭審理，到2003年最后一次開庭審理，這一爭議整整持續了12年。

　　葉鳴回憶，2003年的那次庭審非常順利。他告訴記者，這次庭審爭辯的焦點還是集中在對原告方的訴訟主體資格和時效等問題上。

　　針對“訴訟主體資格”這一長期爭議的焦點，葉鳴充分利用潘公波律師此前收集到的原始船舶登記和船籍證書等證據，以證明上海中威輪船公司為陳順通設立的“獨資個人企業”，該公司并不是按當時的《公司法》組建的法人型公司。因此，中威的所有財產包括1936年租給大同公司的兩條輪船都是陳順通的個人財產。

　　根據我國法律關于個人企業的規定，個人企業的業主(所有人)以其個人財產承擔無限責任，有權將追索其個人企業所享有的債權通過遺囑的方式傳給其合法繼承人。

　　本案原告包括陳震和陳春的主體資格，主要是依據陳順通于1949年8月8日所立的一份遺囑，該遺囑將索賠二輪權益的權利傳給了其子陳洽群，陳洽群在1992年去世前也留下了一份遺囑將索賠二輪權益的權利傳給了其子陳震和陳春。

　　最后一次順利庭審之后，又是漫長的等待。4年后的2007年12月7日，上海海事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令被告賠償原告各種損失共計約29億日元。

　　從1988年正式起訴，到獲得一審判決，葉鳴和他背后的律師、顧問團隊等了近20年。這一過程中，有人因為“等不起”、“不看好”而退出，也有人因病離世，還有的人聽說“案子大、金額大”而來考察一下，但一般吃頓飯后就不再聯系了。

　　細心的人不難發現，從2007年一審判決到2014年4月23日“商船三井”在法院強制扣留其船舶的情況下很快“全面履行了生效判決確定的全部義務”，這一過程，又耗費了6年多的時間。

　　對于外界針對這一事件提出的“為何一起對日本企業的索賠案要審26年”的質疑，在法律界摸爬滾打了近30年的葉鳴表示應當理解，“中威船案跨度時間長、案情特別復雜、訴訟標的巨大，這些都給案件的雙方代理律師和法官都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和挑戰。”

　　葉鳴說，這起案件僅實體問題所涉及的被告違約及違約責任的認定，就要參考《國際法》、《海商法》，還有《戰爭法》中的海戰法規等有關理論、實踐和國際公約等，這些問題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法院都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任務。

　　以葉鳴本人在美國深造時的經歷為例，他曾就中威船案中日方提到的“捕獲”一詞做過專門研究，將“捕獲”、“拿捕”和“扣留”的性質和區別進行專題研究。他借用參考的一本名叫“The Law of Prize”(捕獲法)的專著，曾經還難倒過美國西部最古老法學院圖書館的一名60歲的資深館員。

　　“他問我，這個本書上寫的Prize是什么意思?”葉鳴說，那些專門法律中的專門用詞就連英語母語國家的人都很難理解，中國的法官要研究相關的法律問題，難度可想而知。

　　葉鳴認為，上海海事法院作為1984年才組建的專門人民法院，能在其成立后不到5年時間就受理了中威船案這么一起“特別復雜的案件”，并能在2014年成功地強制執行，實屬不易，“原告方對此表示感謝，并切身感受到祖國的日漸強大和作為中國人的自豪”。

　　本報上海4月28日電